看不懂的盖里建筑，看得懂的盖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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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来自一个庞大且关系紧密的家族，家训是“以真理对抗世界”——盖里绝对会认为这句话极端的矫揉造作，且十分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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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小时候是个害羞但又很好问的孩子。8岁起他的妈妈常常带去听音乐会、出入美术馆。盖里一度非常喜欢化学，也曾经试图加入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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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五金店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童年欢乐，五金店那种复杂而有序的混乱感让他觉得既有趣又神秘。外祖母会带着他坐在厨房地板上，用碎木块搭建想象中的建筑、桥梁，甚至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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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的爸爸称他为“愚蠢的”和“梦想家”。他经常说已经很确信盖里这辈子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不仅如此，他对盖里体罚也越发厉害，经常拳打脚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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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人看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他曾在《圣经》中找出138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在其他人眼里他又是个典型的犹太人（他曾有一个典型的犹太教姓氏“戈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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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时，盖里旁听阿尔瓦·阿尔托的讲座入了迷。3年后，他终于正式入读南加州大学美术系。而他的手绘课分数显然地低于其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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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间，盖里与思想左倾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名叫“建筑小组”的松散组织，旨在探索建筑的社会性，增强建筑设计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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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表示，他在大学时“痛恨范斯沃斯住宅”。虽然并不讨厌赖特，但他“无法想象在那样的建筑中生活。那简直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住在那里你甚至不能随手把衣服搭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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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曾被一名哈佛规划设计课的老师打断汇报并挂科，对此他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不应该那样对待我，我无法容忍你的行为。你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恶心和无聊，去你妈的吧。”之后摔门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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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犹太人当时在美国的境况）在第一任妻子的逼迫下，盖里想出把戈德堡（Golberg）拼写改为盖里（Gehry）的主意。他要新的姓氏在外形轮廓上看起来与以前的姓氏尽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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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到是否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盖里坚定地回答称：“不，我是个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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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往往比失败更难应付。”盖里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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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家来说，制作工艺和最终的产品是合二为一的，而不是分开的两个过程。盖里希望建筑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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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罗伯特·劳森伯格之前，盖里的创作就受到他的强烈影响。后来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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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纸板家具“易边”的畅销让43岁的盖里焦虑不已，最终阻止了合伙人的量产计划：“如果被当作家具设计师而非建筑师，那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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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极的客户相比，让盖里更为失望的是消极的建筑师，他们对待自己的设计毫无主见，仿佛他只是客户命令的执行者。如果建筑师无法启发客户接受新的想法，那么他的设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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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与其他两个朋友在198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创作了一个名为《刀的航线》行为艺术作品，盖里扮演了相当建筑师的理发师，身穿缀满古典建筑造型碎片的西装，在威尼斯古老建筑的投影图像上勾勒着自己的作品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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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喜欢未建成的框架结构带有的那种模糊性——既有清晰的房子形象，同时在本质上又几乎空无一物。“粗糙是有人性的、有温度的，平易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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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认为应该从造型审美以及功能使用的角度去综合判断建筑，而不是关注建筑如何巧妙地应用了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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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西耶绘画与建筑中那些相互印证、反复出现的形体，让盖里领会了他是如何发展自己的形式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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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最无法忍受的，不是那些说他的建筑过于惊奇甚至丑陋的抱怨，而是那些说他不够灵活、在设计上独断专行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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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项目实践过程中，盖里都倾向于反复修改设计，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完美主义，而源自他的焦虑情绪与不断发展的好奇心混合而成的一种独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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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里看来，假装能消除复杂性与混乱性的建筑，不过是些虚张声势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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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挑战和颠覆了秩序与和谐——事实上，他觉得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他致力于寻找另外一种秩序，通过古典主义传统之外的理念和手法达成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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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盖里接手“临时当代艺术馆”时，将废旧工业空间改造成当代艺术展场的想法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和尝试。十多年后，泰特现代艺术馆才由发电站改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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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兹克奖打电话通知盖里得奖时（1989年），盖里在迪士尼音乐厅设计调研考察的路上，他说：“别犯傻了，文丘里还没得过呢。”说罢就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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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上，丹下健三在致辞中表示，在他看来，盖里的作品根本就配不上东大寺（当年颁奖典礼地点）这样的伟大建筑遗产，也根本配不上普利兹克奖。盖里则在获奖感言前看着台下的丹下健三说：“我明白了，我必须更加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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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以自嘲式的调侃结束感言：“无数记者问我这笔奖金打算怎么用。这还用问，我要用这笔钱把自宅盖完，把围了十年的施工挡板和栅栏赶紧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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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一家与普利兹克家族关系很好。2005年之后，在一次两个家族的中国之旅中，普利兹克家族定制了一个盖里生日庆祝的恶搞计划。他们在一个正在重建的佛教寺院中假装第二次授予他普利兹克奖，这次“奖牌”上的名字是弗兰克·戈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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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获奖的消息，平复了迪士尼音乐厅建筑师遴选委员会悬着的心——“盖里的入围简直要把城市领导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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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音乐厅项目的搁置，让许多洛杉矶人认为盖里只知道设计根本建不成的、幻想中的建筑。这是让盖里最为痛苦的一种批评，因为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在设计中足够重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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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迪士尼音乐厅的重启得到许多建筑师的联合署名背书，包括汤姆·梅恩、菲利普·约翰逊、雷姆·库哈斯、矶崎新、彼得·艾森曼、理查德·罗杰斯和罗伯特·文丘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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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盖里说道：“他们（迪士尼音乐厅多个甲方）不拿我当回事，总把我晾在一边，就因为我是个‘伟大的天才’。每次他们这样说，我都感到恶心极了。我倒霉就倒霉在‘天才’这两个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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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音乐厅建筑立面上翻滚的不锈钢帆中，有些主要是为了造型效果而存在的。他证明了建筑必须“克制”“诚实”这一刻板印象观点的谬误，“谱写了对于建筑乐趣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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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设计的最初，甲方就希望它像悉尼歌剧院一样成为世界性的建筑和文化符号。实际上，方案的最终造价比预算还结余了3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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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尔巴鄂项目进一步推动盖里事务所的转变，使之从最初不算正规的艺术家工作室，彻底转型成为一家以技术驱动的先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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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名利场》邀请90位顶尖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提名“1980年以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五座建筑”，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毫无悬念地以压倒性优势成为赢家，它得到的票数是其他任何建筑的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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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古根海姆宣布了他们在阿布扎比的博物馆计划。但这首“盛大的狂想曲”一度被搁置，于是盖里在仓库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扔掉了一个该项目的巨大的室内空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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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威登基金会的玻璃风帆，源自盖里对建筑所在大花园场地的解读——在19世纪的公园中，有建设玻璃建筑的悠久传统。盖里提出了将之打造成21世纪版巴黎大皇宫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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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很喜欢冰球并且组建了冰球队，这支队伍以他的名字首字母缩写命名为“迷雾队”（FOG）；盖里也热爱出海，他的船只也以相同的逻辑被命名为“foggy”。此外，他也将为诺尔设计的椅子命名为“横杆推阻”（冰球比赛常见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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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盖里曾在（美国）威尼斯买了一块地，作为新家选址。但是经过5年的设计，他决定放弃那个项目。他还是更喜欢圣莫妮卡，他的第一个自宅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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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里最初的办公室里，放着国家冰球联盟球员的签名球衣、他自己展览的海报、他与名流的合影，以及一幅来自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的剧照——在那一集里，动画恶搞了盖里，他本人也给自己的形象配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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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盖里73岁时，他决定把公司数字化的部分单独拿出来，成立新的公司，这就是著名的“盖里科技”。后来，赫尔佐格与德梅隆设计的“鸟巢”，以及DS+R设计的爱丽丝·塔利音乐厅都仰仗此公司提供的数字建模服务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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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80岁的盛大生日会在格芬当代艺术馆举行，蛋糕是迪士尼音乐厅的造型。到场嘉宾中的好莱坞明星甚至比建筑精英还多，其中包括建筑爱好者布拉德·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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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盖里在巴黎出席路易威登基金会剪彩系列活动后，紧接着去西班牙领奖。在到达酒店20分钟后，筋疲力尽的盖里被临时通知出席记者会，对指责他建筑是追求炫目效果的样子货的记者竖起了中指。“今天，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不断建造出来的建筑中，有百分之八九十是纯粹的垃圾。毫无任何设计感，毫无人格对人性或其他东西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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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对盖里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有着您这种声望的人会想做这个项目啊？”盖里问他的梦想是什么，扎克伯格说他想把脸书的办公室做成一整间屋子。于是盖里给他看了自己办公室照片——几乎就是那样。相反，苹果的审美则绝不是盖里想要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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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90岁的生日会在皮埃尔·布列兹·萨尔音乐厅举行，他在晚年终于有时间去参加了许多的古典音乐会。至今他还没有退休：“我不知道该如何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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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是那种当事情进展的不如意时，无论自己如何愤怒都很少外露的人。通常情况下他总能通过友善而和气的方式使事情得到解决，而非扮演一个暴躁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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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的建筑，从来都不是作为一种所有建筑都必须遵循的范本而存在。他的建筑能够引申出很多意义，无外乎给人带来愉悦、引发思考，同时满足使用需求。然而作为指导其他建筑设计的“原型”意义，却不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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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座建筑时，在开始阶段，我并不知道自己会走向何方。”盖里说道，“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绝对不会往那边走。”
当然，任何句子如果脱离其语境，都难免引起歧义。因此，我们推荐读者阅读理想国的《弗兰克·盖里传》
【美】保罗·戈德伯格著，唐睿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世界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得主生平；《纽约客》评论家，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撰写。
文字 / Swann
图片 / Frank Gehry
致谢 / 理想国
美编 / 九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