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玛莎·索恩 | 普奖难测？其实一直有目标
▲ 2019年第41届普利兹克奖得主日本建筑师矶崎新
就在昨晚，第41届普利兹克建筑获奖公布今年的获奖者日本建筑师矶崎新（Arata Isozaki），这位88岁高龄的建筑师也成为继丹下健三（1987年）、槙文彦（1993年）、安藤忠雄（1995年）、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2010年）、伊东丰雄（2013年）、坂茂（2014年）第8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建筑师。
▲ 大分县立图书馆，日本大分县 （1962-1966）。
▲ 北九州中央图书馆，日本福冈 （1973-1974）。
▲ 筑波中心大厦,日本茨城县（1979-1983）。
▲ 水户艺术馆与地标性的四螺旋塔，日本茨城县（1986-1990）。
普利兹克奖评委会的评审辞中这样写道：“他兼具对建筑历史和理论的深刻了解，勇于拥抱前卫，从不满足于复制现有；他对有意义建筑的追求也反映在他自己的设计作品中，直至今日仍然不拘一格、不断演进，其方式方法总有新奇之处。”如今，矶崎新的建筑作品已经跨越60年，超过100个已建成的作品遍布亚洲、欧洲、北美、中东和澳大利亚。
▲ 矶崎新获奖视频。
正如评审辞中所说的：“直到今天，他的作品无法用任何一种风格来定义。他始终保持全新的思维和视角来设计每一座建筑，他的思想一直行走从未停滞。”矶崎新也在获奖视频中坦言：“建筑师不能只负责设计建筑，而要思考建筑师的未来从业方式，因为范式正在改变，新一代建筑师应运而生——就是新时代的建筑师。”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普利兹克奖实际上从未放弃自己的初衷。
▲ 2019年普利兹克奖评委阵容。
作为建筑界最重要的奖项，普利兹克奖的目的在于寻找那些作品能够体现建筑的艺术性、以及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建筑师。“普利兹克奖的提名是非常开放的，我希望大众都能参与进来。”普利兹克奖的常务执行理事玛莎·索恩（Martha Thorne）介绍道，“评选必须基于实际建成的作品，纸上的概念草图以及摄影作品都不能成为参考，所以评委的决定都不是简单的基于照片，而是通过实际考察的现场感受做出判断。”
▲ 普利兹克建筑奖常务执行理事及学者玛莎·索恩（Martha Thorne)
近年来，普利兹克奖的预测越来越难，对此她说道：“我知道每年普利兹克奖都有很多预测，我认为这些讨论都是有益的，因为普利兹克奖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建筑和设计推向普通大众。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20世纪，知名建筑师经常光顾《时代》杂志（《TIME》）的封面，而最后一次建筑师登上封面，则是在遥远的1979年，那一年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获得了第一届的普利兹克奖。我着实希望媒体能够给予建筑师和设计师更为重要的角色，这对于建筑领域本身也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普利兹克奖的常务执行理事玛莎·索恩对这一奖项的理解和看法。
▲ 1979年，菲利普·约翰逊获得第一届的普利兹克奖，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Q=INTERNI设计时代
A=Martha Thorne
Q：作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您认为普利兹克奖最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A：我想普利兹克奖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比较国际化，同时相对独立。不同于以往由专业建筑师、工程师组成的建筑组织，普利兹克家族成立了这个奖项，但是他们并不参与到奖项的评选。它寻找的是那些杰出的、有人文贡献的建筑师，同时力图将建筑的讨论引至社会大众之间。在它成立的时候，人们早已开始为那些在科学界、文学界、世界和平等领域的杰出人才颁发诺贝尔奖，但却没有一个奖项让人们去注意人类的生活环境，所以，普利兹克家族希望这个奖项能够引起人们对于建筑的关注，同时对年轻人有所启发。
▲ 普利兹克奖历年获奖者。
Q：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的评选标准是什么？
A：建筑并不是一门科学，它更像是艺术，我们从一开始就设立了这个奖项的目标：“能够反映建筑的艺术性，以及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建筑师与建成项目。”每年，评委都试图从这个目标里面读取更多的信息，他们有时会讨论建筑的持久性，或者建造过程的合作性。而例如对普奖获得者王澍，评委们更看重对于材料的应用，这关乎材料在传统与当下、以及未来的角色。评委们对于如何理解普奖的判断标准完全自由，这也是普奖难以预测的原因。
▲ 2016年普利兹克奖得主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
▲ 绿屋，2013年，智利孔斯蒂图西翁。 图片/ ELEMENTAL
Q：相比以往颇为知名的普奖获得者，如何看待近些年来的获奖者颇为低调？
A：我想评委们更看重的是这个奖项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比如RCR建筑事务所（2017年获奖者），他们并不被外界熟知，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只有五万人左右的小镇，但是评委们认为他们的作品是高质量的，且有很强的地域性。虽然工作的地域很局限，作品却具有普遍意义：能够触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评委们并不是机器，直到现在，理性主义的力量还在质疑个性的存在意义，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在挑战着我们，例如移民问题，对于生存的恐慌等，我想评委们在RCR的作品中看到了人们能够凝聚在一起的希望。评委们不在乎建筑师是否有名，他们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 2016年普利兹克奖得主RCR建筑事务所拉斐尔·阿兰达（Rafael Aranda）、卡莫·皮格姆（Carme Pigem）和拉蒙·比拉尔塔（Ramón Vilalta）。
▲ RCR建筑事务所-苏拉吉博物馆（Soulages Museum ），2014， 罗德兹，法国 ，与G. Trégouët合作。 摄影/Hisao Suzuki
Q：对于外界所说的普奖越来越具有“政治正确”的意义您是如何看待的？
A：我可以明确的说，评委们从来不会去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而我的职责也是去保护评委们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2005年，欧洲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中国在政治上决定加大城镇化建设的力度，建筑师迎来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大量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私人实践项目，例如王澍的事务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建造出了非常好的作品。评委们希望更多的关注到世界其他的角落，例如亚洲、非洲等，我想这也是普奖的精神所在。
▲ 201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
▲ 象山新校区二期工程，2004-2007，杭州，中国。图片/吕恒中
Q：您从2005年就开始担任普奖的执行理事，从您个人角度来讲，建筑界近年来最明显的设计趋势是什么？
A：我的个人看法是，建筑设计已经越来越少的局限在建筑师个人的艺术表达，而是更多的关注建筑能够为社区、城市带来什么改变。之前，人们可能会关注扎哈·哈迪德强烈的形式感，以及卒姆托作品中的工艺痕迹，但是近些年来，建筑师越来越多的开始讨论与社会的关系，很多精彩的作品更倾向于与社会、城市发生故事。
▲ 2018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
▲ 桑珈建筑工作室。摄影/Iwan Baan
Q：如何看待女性在建筑领域中的角色？对年轻的女性设计师有什么想说的建议吗？
A：在历史上，女性很晚才被允许学习建筑，这使得建筑领域内的男性居多。例如在欧洲，这个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即使在20世纪，女性学习建筑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建筑学非常庞大复杂，包括建构、材料、工业制造，以及与金融业等领域的关系，而这些领域的主导者也大多是男性。建筑专业的工作又非常辛苦，你要不停地熬夜，这种情况使得传统女性在考虑到照顾家庭的同时，无法24小时投身事业。当然，这也被看作是对女性的歧视，她们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而不受家庭束缚。
▲ 2018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妹岛和世（Kazuyo Sejima）与西泽立卫（Ryue Nishizawa）。
▲ 格雷斯农场河畔建筑，2015年，美国康涅狄格州。 图片/ Iwan Baan
我对女性从业者的建议是，在学校里，作为女学生你并不会被区别对待，然而在专业领域内并不是这样的。你要多加留意，要关注身边发生了什么，你要非常警惕且强韧。对于女性来讲，这个职业有时候甚至是孤独的，当然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会告诉我的学生说，不要放弃，你要试着去改变这个行业。
▲ 2004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她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建筑师。
▲ 望京SOHO，北京（2009-2014）。
Q：来中国的次数多吗？对于中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建筑实践有什么样的印象？
A：我到香港大概有四五次，内地的城市去过上海、北京、深圳、杭州，也有四五次。当然对于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而言这并不算多。我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时，很多建筑都与所在的环境没有关系，换句话说，这些建筑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它们只是西方建筑的复制品。而现在我所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强调设计，以及自身文化特点的表达。
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许多国际建筑师涌入，会带来一些对于中国符号以及形式的误读，而现在，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真正的本土建筑师，许多高质量的设计作品涌现，比起十五年前，这些作品摆脱了西方建筑的复制，并且越来越多地展示出建筑师的天才与热情。我并没有一直待在中国，但是我从杂志上，以及人们的谈论中，发现大众是乐于讨论设计的，不论是自己的房子，还是城市中的一片地域，或者是一个产品，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 矶崎新设计的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2009-2015）。
▲ 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当代艺术博物馆，北京（2003-2008）。
Q：当今媒体上存在大量“照骗”的现象，人们无法通过照片去判断一个建筑真正的好坏，如何看待媒体的角色？
A：我认为现如今媒体的工作十分困难，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太多的信息，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媒体都在极尽全力去吸引观众。想要向普通大众诠释一个建筑本身就很困难，有时的确需要照片去引人注目，但媒体的职责也在于向大众传播更深一层的信息。建筑并不是一个物品，它是服务于人的，媒体有义务去帮助大众去理解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描述，而是设计的意图以及背后的努力，以及这样做是否对生活环境有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建筑师和设计师有他们工作的专业领域，所以媒体人需要帮助他们去与这个世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
Q：您同时也是西班牙IE建筑与设计学院（I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的院长，对于建筑教育的看法是什么？
A：我非常荣幸能够这么长久的参与普利兹克奖的运作，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的热情仍然在教学。奖项固然重要，但未来真正的变化掌握在更为年轻的设计师手里，也就是这群学生，这对于未来而言是一份很好的投资，而我们也有责任帮助这些学生更好的接触专业领域。
我认为建筑教育应该从世界的角度展开。一方面建筑会讨论得非常的技术化，关于结构、材料等，但是学生同时也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他们要了解一个社区的动态情况，知道如何与人交流，也要了解其他学科的情况，而不应局限在建筑专业内部，应把建筑视作人们对环境的改变，并思考如何让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关系层面进行更好的运作。
文字 / Alven，九夏
图片 /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编辑、美编 / 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