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评论
近年来，策展人们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在群展中，他们必须要考量女性、种族、性别、国家、少数群体等类似的主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家在展览中所占的比例，以此来体现他们的宽广视野和包容态度，这一心照不宣的社会责任感显然改变了策展人的工作方式。而这一以“倡导公平”为核心的策略本该是尽情表现社会差异的，然而现在看来，除了提高了参展艺术家及作品的数量之外，它反倒将差异和冲突抹平了。
▲ 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以“艺术永生”（Viva Arte Viva）为题，展期至11月26日。
在此次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中，1969年生于巴黎的克里斯蒂安·马塞尔（Christine Macel）担任了总策展人，展览以“艺术万岁”（Viva Arte Viva）为题，展期至11月26日。绿园中心展馆（Central Pavilion）和军械库（Arsenale）作为双年展的主要展区引入了103位新人新作，但是，全新的展览却意外地没有传递出一些另类的概念或是转变，仅仅体现出策展人们为挖掘明日之星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策划一场平淡无奇的展览没不值得诟病，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场艺术盛事的热闹表象在展览中喧宾夺主，且在艺术史上没有推进任何事情。
▲ 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克里斯蒂安·马塞尔。
同样地，艺术的意义之于当我们的社会渐渐沦为一种隔离和分类时，艺术只是再现了某种状态或者情况，而对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缺乏判断。艺术家的身份则陷入了僵局，正如同“花花公子”的人设一样，在当下存在的冲突之中，他们本该作为智者去参与争辩，而事实却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只能沉默着顺从事态的发展。诸如此类对当代艺术的评论反而在现实生活中助推了人们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排斥与冷漠，由于无从感知艺术界对这个社会的反感与愤怒，人们更加沉浸在一个政治冷感的生活环境中。
▲ 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金塔》（The Golden Tower），多尔索杜罗区威尔圣广场（Dorsoduro, campo San Vio），第57界威尼斯双年展。致谢麦克·沃那画廊（Michael Werner）。摄影 / Richard Ivey
然而艺术本该让人们直面丑陋、厌恶、戏剧和反抗，尤其在双年展这一重要艺术活动发生的时刻，美学的探究本该激化我们对于当下事务的反驳与抗议，双年展却成功地沦为“置身事外”的角色，避而不谈时代的负面，尽可能避免一切成为争论焦点的可能。艺术存在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被“升华”，全然只追求纯净的理想主义，而艺术展览的工作逐渐偏向于经济与财务上的考量，且在这方面变得越发实际。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指大型展览的另一问题——艺术的进程缺乏与特定时间和地域的关联，能够轻而易举的愤世嫉俗，却失去了真正的社会责任感。这场追逐市场关注度的比赛的制胜法法则在于如何在一个作品中塞进一个所谓美学的、或是引人注目的口号。
▲ 简·法布勒，《头骨与松鼠》（Skull with Squirrel），第57界威尼斯双年展。摄影 / Pat Verbruggen，版权 / Angelos Bvba
与此同时，许多独立艺术家始终面临实际的经济困难，不得不倚靠私人赞助或政府基金才能维持艺术创作，因此他们必须成为多面手，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和管理者。通过对艺术家的热捧，激发人们对其作品的消费，如此操作便能获得不错的观众共鸣和媒体效果。
然而在今天，这一传播的力量和以往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它不再是精神上的来往，也不是某种理念的传导，而是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就像人们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国家馆中所看到的，艺术家个体有限的力量完全不足以对抗政府基金、画廊和资助者有的放矢所投入的资源，广大机构正不遗余力地探索某种成功模式，力求在平庸的大多数中让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
▲ 埃内斯托·内托（Ernesto Neto），《神圣区域》（Um Sagrado Lugar, A Sacred Place），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摄影 / Andrea Avezzu
本届双年展，德国馆以玻璃和钢材铺设了一条贯通整个空间的通道，和时尚T台相去无几，但这一装置实则充当了艺术家安妮·英霍夫（Anne Imhof）身体表演的舞台，在她的表演中，混合了人类与动物的举止和动作。这一抢眼的展馆布置不禁让人想起美国最早的实验剧场——生活剧团（the Living Theatre）和比利时知名舞台艺术家简·法布勒（Jan Fabre）的艺术风格，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场只在双年展或者电影节这类特殊活动中上演的作品，激进冲突的表现手法理所当然，也算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 德国馆，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
在整个威尼斯双年展举办期间，夏维耶·魏汉（Xavier Veilhan）用音乐来切换法国馆的空间属性，乐手们以特定的时间频率在空间中演奏乐器，音乐声响起后空间便成为录音棚，音乐家保持沉默时，这便是一间普通房间。
▲ 法国馆，《威尼斯录音室》（Studio Venezia），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摄影 / Francesco Galli
英国馆则有艺术家菲里达·巴洛（Phyllida Barlow）与豪瑟与沃斯画廊（Hauser & Wirth Gallery）共同呈现一个处于漫溢状态的空间，未经加工的再生材料被制成雕塑，在墙面与地面之间溢出，突破展示平台的边界。
▲ 英国馆，《愚行》（Folly），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摄影 / Francesco Galli
趣味不绝于此，意大利馆在奢侈品牌芬迪（Fendi）的赞助下，艺术家吉尔吉奥·安德里奥塔·加洛（Giorgio Andreotta Calo）、罗贝托·库奥奇（Roberto Cuoghi）与艾德丽塔·胡斯尼-贝（Adelita Husni-Bey）共同创作了一个舞蹈装置，在此，戏剧表演转变为神秘仪式，事物与肉体、建筑与灵魂在其中交融汇合。
▲ 意大利馆，世界魔术（Il mondo magico）主题，吉尔吉奥·安德里奥塔·加洛，《无题（世界的尽头）》（Untitled , La fine del mondo），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摄影 / Italo Rondinella
▲ 意大利馆，世界魔术（Il mondo magico）主题，罗贝托·库奥奇，《模仿基督》（Imitazione di Cristo），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摄影 / Italo Rondinella
双年展是一个遍布全城的艺术盛事，艺术展览与活动散落在威尼斯的各个角落，它们彼此之间并无关联，只是并存着，并煽动着一股又一股艺术风潮，却频频揭示出当地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艺术核心区域相当缺失活力与生机，这种缺失以“威尼斯艺术机构成长必经历程”为名躲入了艺术全球化的大熔炉里——从绿园中心展馆到军械库，最终扩大到整个城市，威尼斯双年展形成了一整个同心圆形式的辐射圈，而其中大多数不过是一场国际盛事所必需存在的装饰罢了。同时，在这场碎片化的中立活动中，除了反复消费美学这一概念外，展览对于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和现实生活并没有发表更多意见，艺术被降级为一种商品，甚至成为城市街区的摆设和装潢。
▲ 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相似物》（Quasi-objects），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摄影 / Francesco Galli
我们不难发现，双年展作为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展示机器，如今把握的是“前卫艺术”、“种族语言”（比如今年的非洲文字）等热门字眼，这一全球性的艺术盛事不再紧追历史进程，不再冒险突破，而是甘于平庸，拒绝与艺术以外的、与暴力有关的敏感词扯上关系，也不再向全球政治的发展现状提出犀利的批判。
文字／Germano Celant
翻译／苗苗
编辑／若泽